【美】傅高義
  我研究日本與中國,已有半個多世紀。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58年,那時我剛拿到社會學博士學位,到日本做家庭調查和研究,60多年來我一直在觀察日本的發展變化。1973年我第一次來中國,1980年開始在中山大學做訪問學者,以地方研究為主。我在中日兩國都有很多朋友,我非常關心兩國關係,這不僅出於私人感情,更因為中日關係非常重要,它是亞洲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我深切希望這兩個偉大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相互合作。
  目前中日關係的難題集中在島嶼爭議,發生意外和衝突的危險確實存在。一旦意外情況發生,中日之間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遲數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這對於日本、中國乃至世界都是不利的。現在中國外交中最難的工作是中日關係。中日關係太嚴峻,中國對日外交工作者和日本研究者的任務很重。現在90%的中國人對日本沒有好感,日本人也是這樣,因為普通中國人主要是在過去的那場戰爭與日本軍人有過接觸,美國人在二戰期間也和日本打過仗,但是和日本人建立最緊密的聯繫不是同進行侵略戰爭的日本軍人直接接觸,而是在二戰後與日本平民建立的私人交往。
  多年來我研究鄧小平,研究他對日政策的做法。在鄧小平時代中日關係很好,日本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支持,日本對中國、對鄧小平的反映非常好。據當時的輿論調查,對中國有好感的日本老百姓占80%,很多日本人支持中國。很多日本人來到中國是希望道歉。當時日本的電影等也不錯,比如《阿信》。通過中日文化交流,中國對日本有好感的人也不少。但日本的教材對歷史的闡述是不夠的,是有問題的,日本應該承認在二戰時犯了錯。而如今日本人圍繞釣魚島問題,受日本媒體大量報道的影響,導致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感。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未慎重應對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等中國關切的問題,是造成當前中日關係惡化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美國政府也在批判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日本應向國際社會表明堅持和平主義的立場,遠離靖國神社供奉的甲級戰犯。去年9月份我在日本見了一些安倍的部下,他們也擔心安倍去參拜。我在日本的報紙上發表了文章,反對安倍參拜。不過,我認為中國有些媒體的說法不太客觀,日本右翼的行為不代表整個日本,這些媒體宣傳雖然有利於愛國主義教育,但不利於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中國的媒體不應該只選取日本右翼分子的說法,日本國內也有很多友好的聲音。對二戰後的憲法,大多數日本國民是接受的,日本人給我留下的印象也是他們對戰爭沒有好感,日本人對和平的支持度還是很高。今後日本應突出自己“支持世界和平和助力中國改革開放的和平日本人”形象,向國際社會展示自己不會走上錯誤道路。
  日本明治維新後實現了現代化,中國現在還在進行現代化,許多日本人還沒有真正尊敬中國人,不過我認為只有中國人真正尊敬自己的國家,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在繼續,但出現了很多新問題,比如地方腐敗問題嚴重,空氣污染成為新問題,這些新問題更為複雜,因此很多問題已經不同於“鄧小平時代”了。不過,鄧小平當時關於中日關係的看法還是正確的,只有穩定雙邊關係,經濟交流才能更上一層樓,這對中日乃至全世界都有好處。美國的歷史學家都在分析100年前的“一戰”,當時沒有人認為會發生世界大戰,目前也沒有人希望發生世界大戰,那隻是偶發事件。希望中日雙方能尋找到好辦法避免衝突。在日本研究中國的日本朋友,也希望有所作為,避免衝突。
  中日雙方應選定一些高級別官員,分別代表自己國家經常性地會面,就一系列廣泛議題進行全面討論,以增強相互理解與合作。過去,中國有一位廖承志先生,對推動中日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中國有關部門的確也有一些瞭解日本的官員,但還沒有廖承志那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橋梁。日本也有不少人希望與中國交好,但苦於沒有渠道。至於日本方面,應選派代表主要政黨的領導人,這樣,無論哪個黨派執政,都可以保證這一聯繫不會中斷。現在日本政局比較穩定,我認為雖然改善中日關係會非常艱難,但沒有比現在更重要的時候去啟動這一進程。安倍說日本最大的課題是擺脫戰後體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認為日本最大的課題是搞好經濟和搞好對華關係,包括如何應對日益嚴重的老齡化,如何剋服大企業中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官僚主義等。▲(作者Ezra Feivel Vogel 是前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馬平摘編自傅高義近日發表的言論)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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